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
清代樊熙《文澜补书图》。刘同华 摄
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《四书札记》。刘同华 摄
读者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参观展览。刘同华 摄
11月15日，“千秋文脉万古流——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整理出版工程特展”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启幕。本次展览是浙江省文化建设“八项工程”二十周年系列活动，由国际儒学联合会、中国国家图书馆、浙江省文旅厅、杭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。
展览分为“盛世修典，七阁分藏”“江南三阁，文澜独存”“烽火护宝，文化长征”“系统整理，文脉赓续”“文澜重光，典藏全球”五个单元，以时间为轴，通过系统性的学术梳理和珍贵的文献实物展示，全面回顾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颁藏杭州、历经劫波、三度补抄、抗战西迁、整理出版、传藏全球的文化传承历程，深刻诠释“文运与国运相牵，文脉同国脉相连”的时代主题。
文化江河
中国自古便有“盛世修典”的文化传统，通过编纂大型类书、丛书来保存典籍、守护文脉、传承文明。三国时期曹丕主持编纂的首部类书《皇览》，以“随类相从”为特征，成为古代文献的百科全书。唐代《艺文类聚》开创“事文合一”体例，诸多珍稀文献得以传世。北宋《太平御览》以千卷规模，集先秦至五代史料，被誉为“类书之冠”。明代永乐年间倾举国之力修纂的《永乐大典》，以3.7亿字手抄本收录典籍七八千种。
清朝最重要也是最知名的文化工程是乾隆年间完成的被誉为“千古巨制、文化渊薮”的《四库全书》。《四库全书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，丛书和类书是不一样的，类书要将原书打散，再分门别类重新整合，丛书则保持原书原样。不过，《四库全书》也收录类书，按照四部分类法，放在了子部下，有学者统计，《四库全书》在其“收录的3461种、79309卷图书中，65部类书多达7045卷，已接近总卷数的十分之一”。《四库全书》保存了很多珍贵典籍，在修书的过程中，对许多流传于世书籍中的错误作了订正，还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了很多重要典籍，如宋苏过的《斜川集》就是四库馆的馆臣周永年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佚出来的。因此，《四库全书》在典籍的校勘和辑佚工作上具有很大的贡献。
所谓“四库”是指经库、史库、子库、集库。其实在唐朝时，就已经有了四库的名称，沿用至清朝。1773年，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，官方成立修书机构“四库全书馆”。为确保《四库全书》应收尽收传世典籍，朝廷下旨广征天下藏书家秘本，抄录后原则上退还各家。朝廷为此制定了奖励办法如奖书：进书五百种以上者，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;一百种以上者，赏《佩文韵府》一部。
全国各处的书献上来以后，“四库全书馆”馆臣展开编辑工作，将入选书目审阅一遍，整理并确认入选《四库全书》的版本，然后再交付誊录手，用工楷重新抄写。经过极其复杂的过程，一部巨大的书就整整齐齐地修好了，誊录七部，分别放在了七个地方：紫禁城文渊阁、圆明园文源阁、沈阳文溯阁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、杭州文澜阁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以及镇江金山寺内文宗阁。
《四库全书》是对十八世纪及其以前古代学术文化进行的一次大总结，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，延续保存了中华文脉。从它成书之日起，便以代表东方文化的身份获得了世界性地位，“嘉惠学林，功在千秋”。
山东大学讲席教授、文学院院长杜泽逊介绍，明朝修《永乐大典》、清朝修《四库全书》等，都是文化思想的统一工作。这里的统一是多元的，正如我们的民族是多元一体，文化同样是多元一体，不断把文化的各个流脉汇集成大江大河，主流思想就是大一统。“就像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里所说的，天下一致而百虑，殊途而同归，这就是文化的格局。中国的典籍可以说汗牛充栋，甚至是无边无沿，穷一人毕生之力不可能读完，那怎么办?就是要抓住主流思想，攻读那些体现主流思想文化的典籍，这成为历代读书人的文化使命。所以，历朝历代，都在做典籍文献的整理工作。而且从今天传世的典籍文献来看，流传下来的经典是以国家级文献为主的。”杜泽逊说。
舍身护典
文澜阁的命运，折射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坎坷，以及在此艰难时世中中国人对文脉传续的执著。咸丰十一年(1861年)，战火席卷杭州，文澜阁阁毁书散。当此之际，杭州藏书家丁申、丁丙兄弟组织人手，冒死抢救出残书八千余册。劫后余生的库书残缺不全，尚不及全书四分之一。于是丁氏兄弟在杭州官民的支持下，开始了补抄的浩大工程。
丁丙自述“旁搜博览，竭数年之心力，择可购之底本购之;所不能购者，则豫借录副;一时不及遍借，则于《简明目录》(即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)下小楷详注某省某郡某某家藏某刊本某抄本，或某局刻某丛书，以待商借”。
丁氏兄弟的藏书楼名曰八千卷楼，八千卷不可谓不多，但与《四库全书》相比仍为少。丁丙按照掌握的线索到处借书，最远借到了广东南海(今属佛山)孔广陶的三十三万卷堂，为此“或函商需时，或祭告备礼，或酬以缣帛，或易以琅函，或裹粮而往僦屋佣抄，或航海而归频年借补”，始终不屈不挠。
经历七年补抄，到光绪十四年(1888年)大体完成。之后，经历1915年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开启的补抄工作、1923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组织的补抄工作，到1924年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经过三度补抄，最终“涅槃重生”——相比乾隆原抄本内容更全面、面目更真实，具有更高的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。现场展出的清代樊熙绘制的《文澜补书图》长卷、丁丙与张宗祥的手迹，以及三个时期的补抄本实物，无声诉说着几代学人以文化自觉赓续文脉的卓绝努力。
文澜阁本的补抄，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样，功成不必在我，只要接力棒没有掉在地上，总有一天会成功。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、副馆长陈樱介绍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历经三次手抄，版本独特，价值较高。此次整理出版工程，既能传承代代文人志士舍身守护典籍的爱国史诗，又能为四库学和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文献基础。
如果说三次补抄是文脉的“修复”，那么抗战西迁就是一场以生命为代价的“守护”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、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等仁人志士，为守护国宝，毅然决定将库书西迁。其悲壮历程，震撼人心。详实的西迁路线图、珍贵的历史照片(如贵阳地母洞藏书旧影)、陈训慈《运书日记》手稿以及当年转运库书的书箱仿品等，生动再现了这场中外文献史上罕见的“文化长征”，谱写了一曲知识分子以生命守护文明的壮丽诗篇。
屡经离乱，原本七阁的《四库全书》损毁一半。如今，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，设立了“渊溯津澜——《四库全书》文瀚合璧”古籍库展，首次合璧同台展示文渊阁、文溯阁、文津阁、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部分真本与仿真影印版本。《四库全书》抄写完成后的合璧同台堪称文化盛举。一部《四库全书》的命运，镌刻着国富民强对文化传承的深远影响。
涅槃重光
文运与国运相牵，文脉同国脉相连。这一命题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反复得到印证。在浙江省委、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，浙江省文化建设“八项工程”统领下的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整理出版工程得以顺利进行。这项由杭州出版集团、浙江图书馆等联合实施的大型文化工程，历时二十年，既延续了前人的护书精神，又彰显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。
当我们凝视岁月长河中保存至今的文澜阁，翻阅影印出版的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，感受到的正是一个民族对文明的敬畏与守望。
2004年8月，杭州出版社启动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整理出版工程前期准备工作。2006年9月，该工程被列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文献整理类重大项目。2015年5月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精装本全部印制完成。如今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本已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、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国际儒学联合会、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“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”、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、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图书馆等海内外多家藏书机构，未来还将遍藏五大洲，这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壮举，为海外汉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，成为中华文脉赓续和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见证。
在全球化的今天，文化交流与融合成为了时代潮流。作为中华文明极为珍贵的传世版本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通过影印出版，化身百千、典藏全球，持续发挥着保藏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功能。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从战火中的“文化孤舟”成长为全球化的“文明方舟”，是我们书写的文明传承的当代篇章，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回答。巍巍华夏、壮丽河山，数千年传承不息、一代代薪火相传，文明“亘古亘今”，民族“日新又新”，这份穿越时空的文化接力，必将让中华文脉万古流淌，让中华文明之光持续照亮人类精神家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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